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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1999年4月上旬,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纽约时,反华论者架起喇叭,对朱总理下榻的宾馆24小时不停吵嚷,搅得总理难安;4月下旬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市民是否亦可如此呢?不可以:你可白天在市议会中心前面抗议,但晚上半夜后就不能再喊。罢工自由亦受限制,警察不可罢工。

案例二

  1985年4月,最高法院支持了安大略法院的诉讼请求,该法院推翻了众议院制定的《上帝日法》,因为这项法律侵犯了宪法中的“宗教自由”。

案例三

  1988年1月, 亨利-摩根泰勒医生指责《堕胎法》违宪,理由是反对堕胎对孕妇安全构成威胁。

案例四

  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1939年生于香港,1942年以难民身份随父亲移民加拿大,1959年考入位于魁北克省的多伦多大学,先后就职于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BC)、安大略省驻巴黎总代表。1999年9月中旬,克雷蒂安总理宣布向英女王推荐她为第26任加督。1952年前,加督为英国人;之后由加拿大人担任。加督乃英国国王在加拿大的代表,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作为一个外来少数民族,而且是难民,而且是女性,她当加督符合宪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宪法》〉第15条明文规定: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权益,不受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或者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的歧视;而且1998年9月,伍冰枝的弟媳伍利德蕙还被委任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人女参议员。

案例五

  1869—1870,爆发了由法国人里尔领导的麦地人起义,1885年里尔被杀,引起了矛盾:英国人认为他是叛徒,法国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为了化解矛盾,故而英语、法语被规定为地位平等。

案例六

  1986年4月17日,一名缉毒警察Johnson在多伦多国际机场的旅客行李中发现了二百克海洛因。Johnson很兴奋,守株待兔 ,准备捉拿贩毒分子。结果发现行李的主人是个年近21岁的漂亮女郎,名叫Alice。他觉得这一定是个大案,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贩毒集团。于是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跟踪Alice到她住的地方。
  
   Johnson雄心勃勃,一心想办大案子出来。由于立功心切,时间紧迫,再加上没有经验,在没有经过法院允许的情况下,就在Alice家里安装了窃听器, 并且 把Alice与南美洲很多贩毒分子联系的电话全部录了下来,然后交给了检察官Frank。Frank据此于1986年7月22日到多伦多法院起诉了Alice。
  
   在法庭上,Frank慷慨陈词,把案情陈述一遍 ,最后说;“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这是近年来在我们多伦多地区发生的最大的贩毒案。贩毒数量巨大,而且还有Alice与各个贩毒集团的联系电话录音,证据确凿,请求法庭给予刑法上最高的惩罚。”
  
   Alice的辩护律师更是侃侃而谈:“尊敬的法官先生,您知道,在我们英美法的体系中,任何人取证都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运用合法的手段。这一条法律在我们加拿大法律和英美法中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为《宪法》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请您看我们目前的案子,Johnson警察,在没有得到法院允许的情况下,私自闯进民宅,非法取证,这是对我们国家最高法律----《宪法》的肆意践踏。法官先生,任何法律与《宪法》相抵触,都是无效的。”

   经过陪审团商议,法官最后宣判:“警察办案很辛苦,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也是抓捕罪犯心切,就忘了进入犯罪嫌疑人家安装窃听器是需要到法院落申请取证令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你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个人在贩毒,你要向我们法院申请取证令,然后才可以进入他的家里。如果你没有取证令而擅自行动,就是对我们宪法的蔑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案件确实难以判 决:如果判定你们的取证合法,等于是允许你们警察以后不需要拿取证令就可以私自闯入民宅、私人公司等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宪法》规定的“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判定你们的取证非法,那么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就不能成立,就将会放掉一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贩毒集团,这个损害也是相当大的。但是,我和陪审团的先生们反复商议,决定还是遵守国家大法。尽管警察是政府的执法人员,但是也要尊重我们的《宪法》。你们在没得到法院允许的情况下,私闯民宅,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将这一条法律也动摇了的话,以后你们警察就会随便进入任何人的家。这个后果带来的危害性,大大超过现在放弃一个贩毒集团的危害性。因此陪审团最后裁决:此案呈上的电话录音由于取得的方式是非法的,故而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犯罪嫌疑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当庭释放。”

案例七

  1999年2月9日,旧金山市一个法院的陪审团裁定菲利普-摩里斯烟草公司支付给因长期吸万宝路香烟患肺癌已经无法开刀治疗的女子Mary5150万美元,后来法官于1999年4月6日把赔偿金额减为2650万美元。
当时在法庭上,原告律师慷慨激昂,以充足有力的证据证明了Mary的肺癌是因长期吸万宝路香烟所致,并请法庭责令被告进行赔偿。

  被告律师反驳:“法官先生,原告不能因为她吸了我们的烟得了肺癌就怪我们:这就象吃猪肉吃多了还得心脏病呢。所以,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责任,就如同吃猪肉得了心脏病杀猪的人没有责任一样。
被告律师的这一招很历害,不但法官觉得有道理,就连陪审团的成员也都交头接耳点头认同。

  但是原告律师更历害,他说:“不对!吸烟和吃肉有很大区别。因为任何人吃肉都不如吸烟那样会上瘾。上瘾已经属于医学上无法根治的毛病。一旦吸烟上了瘾,想不吸都不行,各种药物治疗效果都不明显。如果一个人告诉我,吃了这个猪肉以后,会得高血压的,我就可以不吃了,要是我硬要吃,将来怪不了杀猪的和卖肉的;但是吸烟就不一样了。我的当事人也试图不吸烟了,但是她没法戒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烟厂造成了我当事人终身的、不可救药的危害,使她得了癌症。她多么可怜!她经过多少次的种种努力,都没有戒掉吸烟的坏习惯。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她的生活将怎么度过!”

  最后陪审团裁定原告胜诉,责令被告赔偿Mary5150万美元,后来法官把赔偿金额减为2650万美元。

案例八

  脱衣舞在美国已经合法存在了许多年,七十年代以后才在加拿大取得合法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脱衣舞,就象中国的卡拉 ok一样普遍。
脱衣舞场一般都有一条规定:游客只准用眼瞧,不准动手摸。大部分国家的游客都比较守规矩,只有日本人爱冲动,一到脱衣舞场就“犯规”,喜欢手眼并用,时常有日本人在脱衣舞场里被负责维护秩序的彪形大汉象拎小鸡似的扔出门外。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受社会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多伦多的脱衣舞场关闭了很多。为了生存,几家脱衣舞场的老板想出一个新招,推出一种“腿上舞”,即允许舞女在看客的大腿上做脱衣舞表演。这一招在整个北美地区是“开创性的革命”。顿时,表演“腿上舞”的脱衣舞场生意红火起来。“腿上舞”使舞场老板和舞女们财源滚滚。
多伦多历来是以保守著称的,历史上曾有教堂多于警察局之谓,因此被人称作“教堂城”。忽然间,美国好莱坞都没有的“腿上舞”,居然在多伦多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类似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保守的市民纷纷向多伦多市政府投诉。迫于社会压力,检察院终于以“有伤风化罪”控告舞场老板。舞场老板眼看着这么好的财路要被断掉,很不甘心,便联合起来花重金聘用了多伦多一个著名的刑事律师,与市政府对簿公堂。

  在法庭上,检察官代表市政府起诉舞场老板。因为《刑法》第167条明文规定:“戏院负责人、承租人、经理或代理人提供或实施,或准许提供或实施淫秽、色情表演或游戏,是犯罪行为。”所以检察官可以说是先声夺人,稳操胜券 ;而辩护律师也非常机智,上法庭前做了大量调查,回避刑法指控,而利用宪法做突破口。
检察官陈述完毕控词之后,辩护律师便滔滔不绝开始答辩:我们每个人都有“表达自由”的权利。那什么叫“表达自由”?我们以前的判例法上解释:一般是指言论、出版、艺术创作的自由,等等。反正人类想表达的东西,只要不违反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法律规定,都可以说是“表达自由”。芭蕾舞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在我们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是合法的,是允许的;但在某些宗教社会里,会被指责为有伤风化;脱衣舞刚开始在加拿大不也是被禁止的吗?现在合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自由不断增多。

  辩护律师越说越激动:腿上舞 ,只是脱衣舞 的一部分。它没有妨碍别人,它不是在大街上进行。顾客与舞女是在表达她们的自由。因此“腿上舞 ”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表达自由”的定义。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加拿大公民的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在我们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是不可剥夺的。既然《宪法》保护这一权利,那么检察官从《刑法》上以“有伤风化罪”进行指控则与《宪法》相抵触的。因此,违反《宪法》,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休庭一小时后,法官宣判:“本法庭在聆听了检控方的指控和被告方的答辩后,认为被告律师有关‘表达自由’的辩护是有理的。所以本庭现在判决:检控方的指控与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相抵触,因此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指控予以撤消。舞场老板无罪,当庭释放。”

案例九

  国家税收在穷省、富省之间适当分配,即“填平补齐”。因为加国面积大,各省力量悬殊,为使穷省的生活水平接近富省,自1957年起,以国家资金无条件支付穷省,使穷省不必过分提高税收。尽管如此,税仍太高,年薪超过6万的收近50%的税,即“杀富济贫”;但是又规定:国外住半年,不必按加国税法交税,故《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麦隆、主题歌演唱者赛林迪,均离开加拿大,其他人则去了低税的美国和没有税的英属处女岛(BVI)。

案例十

  受限制的罢工自由:1995年7月12日至19日,东北部小城哈理法克斯,警察罢工一周,流浪汉把商店东西搬回家。国会通过决议,颁发《立即复工条例》,指出:警察是国家机器,不能随便罢工。

案例十一

  不当得利须返还:1999年年初,美国、加拿大的犹太人联合起来状告瑞士中央联邦银行,要求返还当年纳粹德国存在那里的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黄金。

  这个运动的幕后发起人叫勃佛门(Bonfaman),他是世界犹太人联合会主席、著名的威士忌制造公司——“Seargram”的老板,就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世界犹太人联合会向世界上生活困难的犹太人提供经济、道义、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这个组织从二战时期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向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政府提出诉讼,为那些受害的犹太人讨回经济上的损失。二战期间,德国人不但把犹太人杀了,还把犹太人所有的金戒指、金项链抢去,甚至把金牙拔掉,熔成金条,存到瑞士联邦银行的金库中。德国战败以后,这些金条成了瑞士联邦的财产,所以犹太人要求返还。
犹太人的势力很大,在美 国、加拿大各级政府和法律、商业、科教、文化各界均有出名人物。他们有钱,又有知识。尽管这个索赔在法律上、在证据上有很多困难,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把官司打到底。瑞士联邦银行不想把这个事搞到法庭,在上庭之前提出庭下调解。据说瑞士联邦银行赔偿了近一亿美元。

  1999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报道了犹太人用瑞士联邦银行的赔偿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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